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十年里，发达国家都高度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大量的流动性和超低利率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以出清过剩产能。但是这降低了生产率，鼓励了投机活动，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并且使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进一步恶化。
随着发达国家的公民对现状愈发沮丧不满，这些国家的政客们（尤其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试图通过限制移民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方式平息民怨。尽管此类做法或许可以暂时取悦这些国家的部分社会群体，但它最终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全球需求受到抑制，结构性失衡（包括贸易失衡）将更加突出，最终导致所有国家走向经济萧条。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牵连，除了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惩罚性关税的首要目标之外，中国还被指责应为全球产能过剩负责。在此背景下，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急需降低经济对外国市场需求和高额投资的依赖，转向培育可持续的国内消费。成功关键将取决于中国政策制定者能否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即用好“BREEP方法”——通过采纳（browse）、调研（research）、试点（experiment）、评估（evaluate）和推广（push forward）等一整套做法，不断完善和调整政策工具和策略，把收效较好的做法推而广之。
自200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立足科技创新和城镇化的同步推进，向提升收入、减少分配不均、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期目标努力。具体来讲，中国希望建设绿色、高效的城市群，吸引受到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靠他们拉动可持续的消费。
收入和生产率双双提升的良性循环，对城市的繁荣与活力至关重要，而现有经济理论对达成该目标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但中国通过应用“BREEP方法”找到了在发展战略上取得突破的道路，那就是拒绝“一刀切”政策，鼓励城际竞争。
2010年，中国国务院确定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大型城市群作为智慧型城镇化的试点。2014年，珠三角进一步扩大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覆盖广东省南部九座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
7月31日汇丰银行发布报告《中国超级城市的崛起》指出，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每个城市群的GDP均已超过西班牙；到2025年，三大城市群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到45%。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最少，为7000万，而长三洲和京津冀分别拥有1.2亿和1.12亿人口。但粤港澳大湾区的GDP达到1.5万亿美元，贡献了全国总产值的12%，出口额占全国总额的37%。而且，粤港澳大湾区的GDP增速显著高于国内其他地方。
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凝聚了腾讯、美的和华为等大量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也是中国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城市群，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全国50%以上。此外汇丰银行的报告还显示，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国企效率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的是最轻的。
原因很简单：与其他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更重视市场导向，香港、澳门的开放程度也高于内地其他城市，它们不仅允许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人才和资源自由流动，在市场监管、商业实践、软性制度和生活方式上更与国际标准接轨。
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会满足于现有几个城市群的成功；相反，他们正努力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比如自2013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就对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佛山展开了深入调研，吸取其经验以便为该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制定更适宜、更创新的战略规划。
国家发改委广泛参阅了世界银行、麦肯锡等机构对智慧城镇化的研究报告，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城市群对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在此基础上，发改委的规划制定者还直接与地方政府、投资者和外国专家展开合作，进一步完善调研工作。
接下去便是试验阶段。中国先是设立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进行试点，然后对地方经验进行评估总结，进而又在去年新公布了一批自贸区名单，以及国家级的雄安新区，后者代表着中国巨大的抱负：以高新技术为导向，把灰头土脸的河北平原改造成具有活力的绿色模范城市。
如今，中国正在加强城际互联互通，打造19个“超级城市群”。据汇丰银行预测，到2030年，这些城市群将贡献全国GDP的80%。
除此之外，中国还应努力培育已经成型的城市群，使其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拥有多所全球排名前100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另一方面，深圳、东莞、佛山等其他城市具有强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研发和生产能力。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互联互通将提振产业链每个环节的创新，从而生产出既符合国内庞大需求，又能适应全球市场的产品。
当前，贸易战黑云压城，它对中国而言是一场严峻考验，但绝不会压垮中国经济。中国未来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等充满活力的城市群，不仅要刺激经济增长，更要找到在金融和环境上均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分配不均、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