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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打出一座“电器之都”

2018-07-09 14:290
       上世纪80年代的乐清,打假是一种常态,但许多创办较早的乐清企业回顾自身成长史,总忘不了1990年的那场打假。那是国务院办公厅针对乐清单独下发的一个文件——令当时的柳市个体户、企业主寝食不安的“29号文件”,主要责成乐清整治假冒伪劣电器产品。

许多人哀叹:这下柳市完了,乐清完了。事情的结局却出乎他们的预料。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工作组最终达成了共识:打假决不手软,必须坚决彻底,但“倒洗脚水不能同时把小孩一起倒掉”,“打击、堵截、疏导、扶持”这8字方针,一个字都不能少。

这一次整顿使得假冒伪劣产品销声匿迹,同时,还有一大批企业涅槃重生。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整顿,最终打出了质量,打出了规模,也打出了柳市低压电器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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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打出一座“电器之都”

亲历者讲述那年的打假。曾盼 摄

柳市电器闻名遐迩,已然是国内电器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正泰、德力西等知名品牌为大家耳熟能详。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柳市生产的假冒伪劣电器却是全国喊打的对象。尤其随着1990年国办发29号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关于温州市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的下发,一场打假风暴席卷了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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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打出一座“电器之都”

当年打假时期的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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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打出一座“电器之都”

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样图。

那个年代打假成为常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兴起,乐清低压电器生产销售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企业难以取得生产许可证,无证经营、假冒伪劣渐成为乐清电器的“标签”,其中尤以柳市为最。有媒体报道:“柳市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无为而治。”

“当时,柳市工商所对面就是电器一条街,商铺绝大部分销售低压电器或配件,相当热闹。大概在1986年,我们做过统计,柳市约947家店面和2524个柜台统统没有营业执照。”胡万昌时任柳市工商所所长,他介绍,当时个体企业不具备相关条件,是拿不到生产许可证的,也拿不到营业执照。

而这些无证生产的电器产品为打开销路,会贴一些上海、杭州等知名国有企业的牌子;还有一些劣质产品,因生产工艺条件不具备,影响了质量,用不了多久,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

那些年,人民日报等媒体曝光过乐清的假冒伪劣产品,国家、省级部门也经常要求乐清整治假冒伪劣产品。尽管乐清打假已成常态,但精明的柳市人仍在“夹缝”中赚钱,行动来了就关门,打假过了再开门。

“1987年,国家经委等部门下发的经质180号文件,要求打击无证伪劣低压电器产品,我们以此为契机,向部里反映要优惠条件。”那年,林建伟刚通过任命成为乐清县副县长。对于打假,他印象深刻,县里通过调查摸底后明确:一要扶持;二要疏导,不具备低压电器生产能力的要求转行;三要打击,尤其对于劣质产品的打击,乐清毫不手软。

林建伟说,那时每个季度一次大行动,每个月一次小打击,1988年召开两次假冒伪劣产品销毁现场会,销毁产品5000箱,罚没款5万元。特别是通过扶持培育,佳丽、新华、求精、万家等4家企业5个产品成功取得生产许可证,一切似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严厉的29号文件

1990年,随着国办发29号文件下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席卷了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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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打出一座“电器之都”

假冒伪劣产品销毁现场。乐清市档案局提供

由于文件措辞严厉,分管乐清工业的副县长林建伟顿时感到极大压力。受县委委托,他第一时间赶至北京了解文件出台的相关情况。“1990年6月11日,县委学习贯彻国办29号文件,成立了打击领导小组,过不了几天,叫我到国家技术局去摸摸底,29号文件来头怎么样?”林建伟回忆,6月16日晚上他在北京与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管理司董述山司长会面。

“我了解到,柳市低压电器兴起,严重冲击了国有企业销售市场,国有企业纷纷向国务院告状。文件发出后,四川、宁夏等地人民拍手欢迎,称赞这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董司长告诉林建伟,许多人称这是“真正摆在大街上的腐败”,乐清一定要通过29号文件,把低压电器整顿好。

乐清县委迅速抽调152名干部进驻柳市等乡镇开展查处打击无证、伪劣产品工作;同时,成立宣传组、查处打击组、专案组、扶持组在柳市集中办公。

随后,国家、省、温州市等各级工作组也进驻乐清开展工作。这一打就是5个月,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

与此同时,除了打击,堵截也是此次打假的重中之重,电器产品实行准运证制度,对出运产品进行严格检查,必须凭准运证出运。林建伟印象很深刻,全县在北白象和清江建了两个检查站,并建立准运证制度,如检查发现没有准运证则一律扣押。随后,又设了两个水路检查站,一个在七里港慎江,一个在白鹭屿,坚决防止劣质产品外流。

“打死”还是“扶而打”之争

打击乐清、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是“打死”还是“扶而打”,在这场风暴中,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当时,甚至许多人哀叹:这下柳市完了,乐清完了。

“8月23日,国家指导组也来到了乐清。”对于当时主导这场打假的“打击、堵截、疏导、扶持”八字方针,指导组存在不同意见。林建伟坦言,有人指出乐清低压电器产品质量“危害”的本质是“政府怕财政、干部有牵连”,意指当地政府为了保障财政收入,有意放低压电器一马。就此,林建伟据理力争,他明确表示,柳市电器产业就算全部打掉,乐清财政收入依旧走在全国前列,“政府怕的不是财政,如果硬要‘打死’,会造成整个柳市的混乱”。

这种体会,作为当时的柳市镇党委书记,赵乐强有着不同的理解:1990年开春,就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没过多久,29号文件就下发了。当时心情很沉重,首先是这份文件的份量重,北京直接对柳市这么个弹丸之地发文件,这可不是一般事态了。另一层意思是柳市刚刚赚了点钱,人们才露出笑脸,又要面对一场严峻的打击,当时传的可是要“全军覆没”呀。再一个是柳市的“八大王”打了没几年,现在这打下去也不知道怎样结局。

他当年的两个观点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一是一个地方难免有一个由低向高的过程,三十年代“东洋货”就是无用货的别名,言下之意是要给柳市一些时间,它也会很好的。第二个说法是企业是“檐头底下的蒲瓜,不能用手摸,软茸茸的毛一摸就蔫了”,打也不能“往死里打”,要像打儿子一样打。一年多后,他被调离柳市。

历史证明选择是对的

要不要扶持,国家指导组与省检查组最终达成要“真打真扶”的统一认识。这一决定来之不易,林建伟记得很清楚,8月24日那次大会后,省委工作组同国家指导组争论到凌晨两点。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共识:打假决不手软,但“倒洗脚水不能同时把小孩一起倒掉”。

乐清的干部、群众开始真正理解“打假”的含义和意义了。柳市开始从成立低压电器检测中心着手,整顿企业,整顿市场,继续打假治劣,实施扶优工程。符合要求的513个零售企业领到了“通行证”,很多产品领到了生产许可证,一些诚实经营的企业得到了重点扶持。

特别对于正泰、德力西(当时为求精开关厂)等一批“在打假中长大的企业”,打假就是给他们“送大礼”,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磨炼”。“假的打下去,真的扶上来。心存敬畏,才能知止而行;知止而行,才能行稳致远。”南存辉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质量的敬畏。

“真打真扶”的深入,喜讯不断。根据时任省检查组组长的翁礼华回忆:这次打假行动,还帮助低压电器生产企业解决了原材料供应问题,解决了部分银指标问题,不但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也为后来的发证创造了条件;帮助手工作坊走联合之路,是年24家企业取得65个生产许可证。

前往北京获取银指标的,也正是林建伟。“只要有银指标,哪怕就1公斤,也是用银合法生产。”他表示,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这一突破意义深远。同时,借助29号文件这把“尚方宝剑”,推动企业规范化经营,同时推进“借脑袋”等工作,到1991年乐清县共引进1200多名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上海、天水等原来国有企业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从1988年的5个生产许可证到1994年获得625个生产许可证,乐清民营经济便如乐清湾大潮一般,不断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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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人眼中的假冒伪劣

50岁的张小燕(化名)是柳市前街人,回想当时家中装配继电器的场景,她印象还很深。“为了生产继电器,家里摆满了螺丝、弹簧、线路板等各类配件,这些配件同样来自柳市街的店铺。”她说,    装配好的继电器,外壳还得打个标牌。标牌哪里来?“乐清很少有标牌这种东西,那时候都要从别人那里买,那个地方叫什么我倒是忘记了。”张小燕说,那个年代营销员还叫采购员,外地的工厂有电器需要,他们带着订单到处打听,为了接到订单,柳市的生意人也有一些门道。“采购员要上海产的产品,那就去找上海的标牌打上;采购员要江苏产的,那就找江苏的,只要能做成这单生意。”

对于这种现象,胡万昌有自己的理解:生产者大多从农民转型而来,没多少文化知识,不懂工业,刚尝到改革开放的甜头,生活条件有所好转,脑子都沉浸在怎么赚钱怎么来的思路中,质量、品牌等意识薄弱。

这些假冒伪劣电器究竟对柳市甚至乐清的形象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外跑业务的供销员体会最深。乐清市营销员协会会长黄忠平深有感触地说:“我到了客户那里,不敢说自己是温州乐清来的,只好假冒上海人。人家说你的口音不对,我就谎称是插队到上海的。那时自己把自己的人格‘卖’了!”

打假中崛起的电器城

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多次打假,在国办发29号文件下发前,乐清县委县政府已经开始思考,要对商户加强管理、引导,对质量进行把关,让电器产业发展起来,这才真正利于柳市当地的发展。于是电器城应运而生,成为柳市电器的销售“总部”。

“不过,当时姓资姓社问题没搞清楚,电器城能不能搞,谁都没底,没底的事情就有风险。”胡万昌记得,有一次他向县里的领导汇报建柳市电器城的事情,领导思索片刻,让他仔细听好:“第一,我没答应;第二,我没反对。”听完,他就心里有数了,回来马上开始筹备。

1989年10月,柳市工商所租下了柳市供销社大楼作为电器城场所,规划了635个柜台。1990年3月18日,初步定下电器城开业时间为6月20日。商户们也很开心,都等着搬进来。

但集中管理,对于柳市来讲还是迟了一步。

199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9号文件,要求对乐清县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全面整顿。此时离电器市场开业仅剩下十多天。当时,柳市被“定义”为区域性的假冒伪劣生产基地,总的来说,是批评柳市的经营方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个打击太大了,柳市电器城的处境就更尴尬了。

所幸,1990年10月22日,工作组在柳市车站对查收的400吨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销毁,为期5个月的打假终于落下了帷幕。工作组走后,一些个体户低调地搬进了电器城,市场忽然变得热闹起来。

看到柳市电器城越来越热闹,摊位也日趋紧张,于是,柳市又开始筹备新的柳市电器城。1991年10月,新柳市电器城开业并正式投入使用。

“第一个柳市电器城,是借柳市供销社在长虹村的大楼开的,但时运不济,碰上那么严峻的形势,开业不像开业,灰溜溜得很,当时的心情只能用凄苦两字来形容。后来,新电器城重新开业,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也有了红地毯秀。那天我也去了,站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看着,沧桑感很强,但很欣慰,为改革开放高兴,为柳市终于迎来了能放开手脚发展而高兴。”赵乐强回忆这段往事,感慨万分。

他说,柳市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从柳市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你能体会到改革开放的不易。柳市没被打死,却打出了一个“中国电器之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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