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于5月9日上午举行，李克强总理、安倍晋三首相和文在寅总统将出席领导人会议，会后将共同会见记者，出席中日韩工商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访问日本期间，李克强总理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谈，会见明仁天皇，并将同日本朝野及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
此次总理访日，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意义重大。
1
中日关系跌宕五十年
从中日邦交正常以来到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恢复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双方签订《中日联合 声明》。
这是中日双方修复关系、制定法律框架的时期，两个政治文件的签署，奠定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第二阶段：1978年《中日联合 声明》签订到90年代中期。
中日关系出现较大程度进展，进入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同步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上个世纪冷战结束以后到目前。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苏联解体，中日失去了共同的战略对手。
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结构型变化。新生代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政治家缺少“战争罪恶感”，加之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争当政治大国的欲望强烈。
中国崛起，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实力不断上升，连续过法、英、德、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也改变了东西方的传统格局。
在此背景下，中日作为东亚“两强”开始在双边多边等多领域矛盾增加、博弈加剧，中日关系进入转换期。2012年，由于日本挑起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中日关系骤然降至冰点。
2
从“冰点”到“回暖”
这种“冰河期”的状态持续了几年，直到2017年，双边关系终于出现了明显的转暖迹象。
一方面，经贸关系在连续四年下降之后，出现了企稳回升势头。
据日本海关统计，201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972.8亿美元，增长9.9%。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328.6亿美元，增长16.7%；自中国进口1644.2亿美元，增长5.0%。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315.7亿美元，下降26.1%。
另据中国商务部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企业对华实际投资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3%。截至今年2月，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1万家，实际使用金额达1088亿美元，是迄今唯一对华投资累计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
中国对日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投资增多，访日中国大陆游客超过73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尤其是今年4月16日，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东京举行，这是两国时隔八年之后首次重启高层经济对话。表明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确正在迎来回暖契机。
另一方面，高层互访有所恢复。
2017年5月，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之际，安倍首相自民党干事长带团出席并带来给习主席的亲笔信，表示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
11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参加APEC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形势下，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安倍首相也明确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2018年4月1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正式访问日本，并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主持召开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河野外相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希望重新构建符合‘和平友好’之名的日中关系”，说明日本政府的确是将此次会谈定位为“构建新型日中关系的起点”。王毅此访不仅是中日两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沟通的重要举措，也是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
要使处于转换期中的中日关系实现平稳发展，进而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中日双方还需做出更多努力。
3
立足大局、摆正心态
首先，要以全球视野看待中日双边关系。
中日都是全球性大国，并且各有各的代表性，在未来世界不确定的因素迅速增加，原有国际秩序、地区秩序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评估中日关系的未来，绝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两个国家内部和双边关系，而必须立足于世界大格局进行观察和作出判断。
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世界的几大趋势——世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中国不可逆转的崛起、日本综合实力仍不容忽视，以及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我们应该着眼于全球，立足于世界发展大潮，从中找到并扩展中日合作的空间和途径。
其次，中日都要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对方。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导致中日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导致日本对华心态发生巨大转变。同时，各国媒体或学界“唱衰日本”的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
诚然，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但是仍应看到，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综合实力仍不容小觑。如何规避风险，从而确保两个亚太大国和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之间关系的平稳发展，不仅涉及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带来重大影响。
中日双方均应恪守两国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以及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努力保障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态势处于这些基本框架之下，而不至于脱离。
“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强调：“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等。
四点原则共识中则包括“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4
围绕“带路”、务实合作
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和日本在多边和全球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合作领域。
日本是“出口主导型”国家，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在保护主义凸显、自由贸易体制受挫的背景下，中日在维护世贸组织规则及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方面完全具有加强合作的可能性，以行动共同建设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
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中日两国可以协作对策，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日需要努力寻找到互利共赢的发展路径；在高铁领域等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两国均存在着深化合作的巨大空间。
此外，中日同为亚太经济大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拥有共同地区责任，在推进东北亚、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完全可以到新的契合点。
值得强调的是，中日在建设基础设施领域有着共同的设想和主张，而“一带一路”框架给两国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拥有长期“政府开发援助”经验的日本正在积极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该战略倡导构建人、物与基础设施之间多元融合的相连互通，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相当多的共通之处。
目前，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下，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十分迫切，中日两国不妨仔细地考虑“一带一路”建设与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进行对接的可能性，使之成为两国深化合作的突破口和新平台。具体来说，至少涉及如下四点：
在第三方市场开发方面，日本拥有多年海外经营的资源和经验，中国在资金、产能等方面存在较大优势，两国完全可以合作，特别是第三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建设、节能环保、人工智能、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从而实现三方的互利共赢；
在物流通道方面，中亚和欧洲跨境铁路运输、中俄和中蒙铁路跨境运输，尤其是连接中欧的铁路运输，都是中日两国跨境运输的重要通道，应该成为中日物流企业合作的重要目标；
在融资方面，中日可以借助亚投行与亚开行的国际多边平台，开展若干涉及“一带一路”领域标志性项目的融资合作；
在国际产能方面，日本有多年海外产业转移的经验和资源，中国有国内过剩而对他国发展所必须的产能，未来中日两国企业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同开拓产能合作的巨大市场。
中日合作的领域远远不限于此，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和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未来中日两国一定有更多的合作领域和共赢空间。
5
在碰撞中寻求发展
可以说，尽管表面上中日关系出现了某些改善动向，但是，双方在“水面下”的矛盾依然可见。
在中日关系出现缓和的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制约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仍然存在。
对于一直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认知、领土争议和东海大陆架的资源开发、台湾问题等“老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在导致本次双边关系“伤筋动骨”的钓鱼岛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没有出现任何松动，东海的紧张局面还可能时不时地出现，甚至双方海上和空中出现对峙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在地区政策层面，中日两国的种种分歧也将给双边关系的改善带来消极影响。日方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中掺杂了太多的“战略”因素，使得单纯的商业竞争逐渐向地缘政治搏杀的方向演变，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应时刻保持关注。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中国崛起的趋势不会改变，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也将延续。所以，未来中日两国关系必将是在矛盾和碰撞中寻求发展。
中日双方应该正视并克服因实力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心理困扰，及时对两国关系的动态作出积极反应，从而有效避免对彼此的战略误判，为两国关系向好发展夯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