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任正非接受了国内羊城晚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在采访中,任正非谈到了华为每年15%的研发投入,云计算的发力方向和中美的人工智能研发水平。
任正非认为,“中、美两国在领跑”这种说法不太合适,他同时也提到华为目前的研发主要会投入到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区块链”研发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以下是羊城晚报对任正非的采访实录,雷锋网作了不影响原意的摘编:
一、改革开放与企业创新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怎么看待深圳改革开放历程?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深圳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任:邓小平曾讲过,我们未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主席讲了伟大目标的实现措施,就是“法治化、市场化”,讲得非常好。我们去认真去落实这六个字,发展前景就会很好。
记者: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任:比如,以前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帝国主义制约我们发展的工具,但今天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才是最重要、最需要的。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真正一点点地落实好,就会原创越来越多,创新就有可能。
记者:之前您也提到过改革和创新的关系,科技企业应该怎么推进改革?
任:我相信国家会更加开放。
第一,中国的科技企业总体是落后于美国的,通过开放,让更多的人进来,他们的投资就会对环境有先进的影响,不就带动我们从落后变先进了吗?因此,不能通过市场保护来限制外国公司的投资。第二,外国公司总体是负责任的。我们公司对世界也是很负责的,如果我们出去总是想搞名堂,我们能在170多个国家生存下来吗?外国公司也是一样,它也是有约束的,而且内部管制比我们还严格。
我们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让中国孩子能就业,能学习深造。在外企工作,二、三十年就能成为专家。我和台积电张忠谋讲过,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条件,像他一样创业,成为世界领袖,我们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的,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没有资本就大家凑,逐步走过来的。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更加开放呢?
二、不“外迁”,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我看到华为二月份与深圳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今天再次签署了一份战略协议,有何不同?
任:二月份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是智慧城市,只是一个业务。今天签的战略协议不是针对业务,而是华为的全球总部和领导核心。
记者:大家对于华为“外迁”一直都很关注,请问您是怎么看的,包括今天签约之后,华为下一步在深圳的发展怎么规划?
任: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对于华为全球布局,深圳所占的位置?
任: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深圳推行营商环境20条,努力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您怎么看?像华为这样的产业巨头,需要怎么样更好的营商环境?
任: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
记者:这就是华为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吧?
任:过去我们创业的时候很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去大排档吃碗炒米粉,老百姓早上四五点又起床给我们做早餐,他们说你们北佬挣大钱,我们小不拉嘟的扒一点,广东人宽容,这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法治化进步很大,我们很满意。
记者:您对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有什么建议?
任:深圳在投资基础教育上是积极的,开办这么多大学,每年增加投资几十所中小学,迟早基础研究会起来的。小学生多了,中学生就多;中学生多了,大学生自然多;大学生多了,博士自然就多。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人类社会五千年了,我们几十年都不能等吗?
三、人工智能,算法、算力、数据是核心,中国前两项依然薄弱
记者:有声音说,“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并肩领跑”?
任:人工智能不能建造在沙滩上,这个“房子”迟早是会坍塌的。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算力、数据,前两项我们国家还是弱的,光有数据强还不行。这方面你们去问问李飞飞、李开复,他们比较明白,我是外行。欧、美、日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比如我们做机器人,关键零件都是买日本的,即使我们研发出来了,赚钱最多的还是日本。因此,“中、美两国在领跑”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合适。
记者:所以最急需要补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任:现在社会思想泡沫化,大家都想去炒炒股、炒炒房,但是数学不是能“炒”出来的,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比如,5G有两个关键技术:长码和短码。长码是1964年美国教授写的一个编码方 式,短码是2008年土耳其一个教授写的编码方式。围绕这两个方程,数十年来几十个公司可是有上万人在追随研究,变成了一标准,做过就知道有多么的难啊。文学作品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人,比如科学家拉着小提琴,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科学家就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某方面可能还比较憨。
记者:现在美国对于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华为有什么影响?
任:影响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作为企业慢慢去克服。最主要是几十年来我们遵守内外合规。我们不仅遵守各国法律、联合国决议,也尊重美国的域外管辖权。市场不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客户 的选择,很正常。如果说我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理由是什么?事实是什么?证据是什么?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处理问题也最终会讲事实和证据的。我们没有错误,如果只是谣传或误解,不那么客观,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我们国家建立的大环境很好,坚持法治化、市场化的道路。政府不仅欢迎华为发展,应该欢迎世界所有公司都来发展,这样就能托起国家的理想和梦想。
四、华为的主航道与研发投入
记者:从去年开始,华为给外界的感觉是在做一些新锐的改革,但是在市场上,可以看到滴滴、美团……包括其他三到五年内就成为“独角兽”的公司,新经济特别活跃,想象空间特别大。 而华为的主营业务还是在运营商,但感觉运营商的增量已经是边际效应在递减。所以很想听听您对华为未来会不会跨界,会不会在新经济领域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任:我们讲的是管道,只管流量的流动。终端也是管道,它相当于“水龙头”,企业业务也是管道。我们的技术理论架构模式,将推行“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尔定律”,做网络的不断简化。网络不断简化的结果,我们的销售收入将会不断减少,但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华为公司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光网络按每比特计算成本,这些年其实降价了近万倍,这成就了互联网。我们不断递减,需要在基础科学上做出更大研究。但是我们不会做多元化业务,会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未来二、三十年,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但相信后来的领导人仍会坚持聚焦。
记者:最近这些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投入都特别高,占到销售收入的15%左右,未来华为的研发还会投向哪些创新领域?
任: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数据,这些都是很难突破的,我们跟随世界的投入前进,同步世界的发展。“区块链”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术,是极难的。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我们主要做基础研究,用于改进内部管理,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对于前沿科学,研发实行先“开一枪”,“让子弹飞一会”;看到线索再“打一炮”,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如果攻“城墙口”需要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 由高层集体决策。
记者:华为去年成立了云BU,很多公司在做云计算,华为怎么做出特色?
任:云计算方面,其实华为没有做业务内容,我们只是做一个基础平台。这个基础平台就像东北的黑土地,上面谁都可以来种庄稼,“大豆”、“高粱”、“平安城市”、“汽车”……其 实华为云是千万家内容的集合。“土地”的改造也很难,直到今年我们也不能说真正做好了这个平台。传输和交换不是平台,但它是平台的基础,华为联接全世界170多个国家、1万多亿美金网络存量的传输交换,把它转换成平台,让所有的“庄稼”成长,这是我们一个理想。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数千家,其实新闻报道的“云”很多都是他们做的,他们做成功了,把光荣让了一点给我们提供“土地”的。
记者:华为的很多竞争对手,比如爱立信、高通等等,他们都在抢占5G的制高点,华为在5G上面有怎样的布局?
任:5G,如果我们做出成熟的技术产品,但是社会是否已经有真正有需求了?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我们投入进去意义就没有那么大,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因此,5G可能被媒体炒作过热,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现在能有几台车在无人驾驶?其实轮船、飞机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如果飞行员不上飞机,乘客敢上飞机吗?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理想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需求是否产生?如果社会需要更高的带宽,4G就能做到,日本和韩国不就做 得很好吗?现在的设备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来,如果期望用技术来代替,不现实,系统工程不是有一个喇叭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意见。业务部门倒是希望5G更快商用,这样他们可以多卖一些产品。